世界并非黑白分明,拯救世界的方法也不会只有一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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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并非黑白分明,拯救世界的方法也不会只有一种

故事杂食者,影集、电影、小说、漫画、动画,都是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粮。写过一本谈台湾科幻史的书《幻想蔓延》。最近迷恋上跑步机,决定每天都要和它幽会。

《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》(All the Birds in the Sky)于2017年5月荣获美国星云奖(Nebula Award)最佳长篇小说奖,6月荣获美国轨迹奖(Locus Award)最佳长篇小说奖。这是作者查莉.珍.安德斯(Charlie Jane Anders)的首部长篇科幻作品,一举获得奇幻科幻文学两大奖项肯定,表现相当耀眼。

安德斯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,曾以〈六个月,三天〉(Six Months, Three Days)获得2012年雨果奖(Hugo Award)最佳中短篇小说奖,也是知名奇/科幻网站io9的共同创办人与主编,对于奇/科幻类的作品相当熟稔,在书中便精巧地结合了两种不同世界观,藉由分属魔法与科学世界的男女主角,将「控制自然」和「服务自然」两种价值观具象化,并在情节发展过程中,用两种价值观的冲突、和解与误会,凸显多元价值的重要性。

因为,在面临未知的危机时,没有谁能够保证他的方法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
这两个名词听起来,很像是在形容宫崎骏《魔女宅急便》的琪琪和蜻蜓?小说里,作者很聪明的运用这两种人物形象,带出他们背后并存于小说中的魔法与科学世界──如何捨弃建构庞大世界观的繁複设定,藉由塑造两人拥有的共同回忆营造故事背景,成为《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》能否成功融合两种类型的成败关键。

小说从两个角色幼年时的经验开启。派翠西亚是个能与动物对话的巫师少女(她的巫师身分就是鸟告诉她的),罗侖斯是能做出两秒时光机(虽然时间不长,但足以逃离尴尬的场面)的科学少年。因为罗侖斯需要有人让他父母相信,他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在户外活动,免得被送去该死的夏令营,于是找喜欢大自然的派翠西亚帮自己说谎,两人因此成为朋友。进入同一所中学后,由于姊姊的恶意,派翠西亚被全校学生视为进行邪教仪式的巫婆,成为霸凌的头号标的;本来就面对另一种霸凌的罗侖斯拒绝和派翠西亚绝交,处境因而雪上加霜。

整本小说用了大约三分之一处理两人成长过程中的遭遇与变化,读者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的恶意与伤痛,然而,他们也成了彼此的拯救者,夺回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写实、残酷的少年成长故事,让两人拥有无人可以取代的某种情感连结,也让拥戴不同价值观(控制自然与服务自然)的两人,仍然保有反省与质疑的能力──虽然自己不信任魔法/科学,但那却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所相信的啊!

这也是小说里,让人感动,或是让人期待最后剧情转折的一大看点。

在《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》里,地球资源即将耗尽,天灾人祸不断,罗侖斯和科学家伙伴们,放弃拯救地球的选项,在外太空找寻新的居所,并努力研发虫洞产生器开启通往外星的通道,并没有考虑人类以外的生命如何存活。而派翠西亚和巫师同僚们,致力于运用魔法治癒地球,始终相信罗侖斯他们研发的机器,将会导致地球被黑洞吞噬,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,因此试图阻挠对方的计画,认为只有魔法才能阻止世界末日。

这正是「控制自然」与「服务自然」两种价值观的对峙。然而,对立的价值观,一定要分出谁对谁错吗?《圣经.创世纪》:「神说:要有光,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,就把光暗分开了。」然而,对与错,往往不是这边容易区分,即便是神明也难以断尽人间事。

罗侖斯製造了名为「CH@NG3M3」(改变我)的人工智慧,它在与罗侖斯与派翠西亚对话的过程里逐渐成长改变。其中有一回,派翠西亚说,人要确认自己是否疯狂,最好找个自己信任的人,对照彼此看到的事物是否相同;而它反问:「要是你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呢?就表示你疯了吗?」

这段话,指出了思考的盲点。

现实中的争议事件,对立的两造总认为自己看见的才是事件原貌,自己关心的才是问题核心。于是,人们开始选边站,只要位置不同,似乎就应该被谴责。然而,即使站在「对」的立场,仍然会出现许多让人反感或无法赞同的细节,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的人总是沦为被攻击的对象,最后无法就事论事。

这幺一来,世界末将是必然降临的未来。

「树是红的吗?」

这是《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》里的关键问句,从小说开头到结尾,派翠西亚花了二十年才找出问题的答案。这句话乍看之下没头没脑,但其实就像禅门公案,有时候想得太多,反而离答案更远。真正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深陷于意识形态之中,又缺乏自知之明,导致无法认清真正关键──某个层面说来,这和那些不断宣称「科幻已死」的评论家有些类似。

这是现在科幻小说家经常得面对的质疑,因为不论是生物与医疗科技、机器人与人工智慧、太空探索等,很多想像都已成真,科幻作品也许无法追上现实科技的进展,「科幻已死」的概念因此出现。然而,科幻不是只有科学预言的功能,更具有能够面对当代问题的力量。

安德斯的《群鸟飞舞的世界末日日》,某种程度展现了二十一世纪科幻作家如何面对「科幻已死」的问题(《曼谷的发条女孩》也展现了另一种可能)。她曾经在〈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科幻作家的意义〉这篇文章中提到,将故事设定在「近现代」与「不久的将来」是个不错的想法,让科幻作家能在距离当下不远的时间点,探索更加複杂难解的二十一世纪;安德斯关注全球环境变迁的议题,过往在类型文学中常见的世界末日、全球瘟疫、殭尸肆虐的题材,现在也成了文学小说中的常见题材,她认为共通之处在于「对于未来的恐惧」,这其实也源自于现实世界的变化。

即使科技迅速发展,让许多科幻想像不再超前时代,科幻作家反而能够进一步思索: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。藉由离现在不远的未来时间点,呈现科技带来的进步与新的问题,也是让科幻持续获取能量的方式。最后,容我引用一段安德斯的话:「我们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还需要科幻小说,但我们也能用它做出更多更棒的事。」

因为,科幻并非预言未来,创作科幻小说的方式也不会只有一种。人生,也是一样。